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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（只是近黃昏全詩賞析及翻譯）李商隱有一首《樂游原》：向晚意不適，驅車登古原。 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

　　詩中的名句“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”，長久以來，都被人理解成，對美好事物消逝的嘆惋，表達的是一種傷感的情緒。

　　但是，當代著名學者周汝昌卻認為：李商隱在這里，并不是想要為夕陽“近黃昏”發出傷感的惋惜。恰恰相反，他是在贊美夕陽。

　　李商隱的詩，是出了名的難解，比如他的《無題·相見時難別亦難》、《錦瑟》等詩。

　　前者中的“春蠶到死絲方盡”，長時間被錯誤地用來形容“園丁”工作的辛勤，后者全詩到底在講些什么，至今都未有定論。

　　偏偏就只有這一首《樂游原》，看上去寫得最為簡單，詩中含義也一目了然。所以，從宋代起，就有大部分的學者認為：李商隱寫這首詩，就是在為夕陽的消逝而發出感嘆。

　　千百年來，學界爭論的焦點，只在于作者到底為什么傷感。一部分人認為這首詩是“憂郁的衰微”，另一部分人認為是“憂郁的遲暮”。

　　只在近代才有人，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。開什么玩笑！李商隱的詩會這么“簡單”嗎？

　　于是，周汝昌研究了唐代“只是”二字的用法，得出結論：李商隱在這里要表達的是一種贊美之情，他并沒有什么悲觀的成分在內。而他的這種說法，也得到了一批日本學者的支持。

　　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，“只是”有三種含義。其一是“僅僅是”、“不過是”；其二是限定于某個情況；其三是“只不過”，相當于“但是”。

　　通常，我們會把“只是近黃昏”的“只是”，理解成為最后一種解釋——“但是”。于是，詩意就成了：夕陽無限美好，但是很可惜，它很快就要消失了。

　　1974年，一個叫入矢義高的日本學者首先提出，這個“只是”在唐代漢語里，還有另外一種解釋，即“正是”、“一向”。與如今字典中的“僅僅是”、“只不過”相似，但詞性卻是肯定的。

　　后來，又有中國學者深入研究后發現，在古漢語里面，“只”和“是”本來是單獨成詞的。二字組成一個詞匯，出現在中晚唐時期，主要是用在以口語為主的詩歌中。

　　由于“只”字最初是一個“嘆詞”，并沒有什么意義。所以“只是”合并后，表達的是后者“是”的含義。

　　但是到了晚唐，它就變得既可以表示“但是”，又可以表示“正是”。“只”字在宋朝變成了“止”的意思，成了一個實詞，所以宋朝的“只是”往往就等于“但是”。

　　這就是宋代以后，學者們為什么把“只是近黃昏”中的“只是”理解為但是，進而誤讀這首《樂游原》本意的真相。

　　因為在李商隱所處的那個時代，“只是”的幾種用法都是同時存在的，所以我們想要知道李商隱這首詩中“只是”的確切用意，還是得分析一下他自己的使用習慣。

　　有人研究了李商隱留下來的六百多首詩歌，發現他有八首詩歌中有“只是”的詩句，其中半數和“正是”有關。特別典型的就是《錦瑟》最后一句，“只是當時已惘然”。

　　李商隱這首《錦瑟》最難解，葉嘉瑩分析這首詩時，一共提到了李商隱在詩中的四種感情。

　　第一種情感是作者在感嘆自己心思太過細膩，像琴弦一樣。普通的琴弦最多不過十三根，而它卻無端端地長了五十根弦，這一弦一柱都是他傷感的心思。

　　第二種情感是作者在為這個唐王朝即將要衰落，自己理想美夢的破滅而感到傷感。

　　第三種情感是作者在感嘆，好事多磨。

　　第四種情感是作者在暗示，自己空有才華，卻好像玉蘊深山，只能在巖石下面發光。

　　然后，作者把這四種感情串聯起來，以“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”來表達。

　　一般諸如此類的傷感，都是人老以后回憶往事，才會自然流露，而他正是壯年之時，在這個時候已經開始傷感了。

　　所以，李商隱詩中“殷勤報秋意，只是有丹楓”、“如何湖上望，只是見鴛鴦”中的“只是”，都是“正是”的意思。

　　盡管這樣看起來，李商隱確實是有把“只是”當成“正是”來使用的習慣。但并不能肯定地說，李商隱在這里，就一定采用了“正是”的意思。

　　對于李商隱這首詩中“只是”的含義理解，還是應該從它的創作背景來看。

　　一般認為，李商隱因娶王茂元女兒為妻，得罪了唐朝的“牛黨”，因此在朝廷中屢遭排斥，所以他的一生是不得志的一生。

　　在他短暫的四十多年生涯里，一直想接近唐王朝權力的中樞而不得，一生“沉淪下僚”。于是只有對著古原上的夕陽，感嘆唐王朝的衰落。

　　但是現代有學者研究后發現，李商隱在朝中遭到排斥，并不完全是因為這一段婚姻，而是因為他早年寫過很多涉及政治的詩篇，引起了朝中某些宦官的反感。

　　李商隱在中進士之后，參加了一次吏部選官考試，馬上就遭到了朝中“中書長者”排擠，此人直接在李商隱的試卷上批了四個字：“此人不堪。”

　　為什么說他不堪呢？有人覺得和他的婚姻有關，但是葉嘉瑩先生卻認為，這和李商隱寫詩影射“甘露事變”有關。

　　因為李商隱沒有穩固的人脈和后臺，年輕氣盛時，講了太多真話。我們如今讀他的詩，多半讀的是他后來創作的《無題》詩，寫得特別令人費解。

　　但事實上，他早期寫了很多杜甫那樣針砭時勢的詩歌。他曾在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韻》中質問皇帝：“巍巍政事堂，宰相厭八珍，敢問下執事，今誰掌其權，瘡疽幾十載，不敢抉其根”。

　　這首詩的意思就是說，老百姓都快餓死了，“十室無一存”。而當朝的宰相，卻把八珍都吃厭了。

　　這個朝廷到底是誰在掌權？是宰相還是皇帝，或者是宦官？為什么這塊惡瘡長在身上幾十年，都沒有人能根除它？

　　想想看，李商隱這樣的話講得是多么大膽，所以他遭到宦官打壓時沒有人肯為他出頭。

　　不過他在寫《樂游原》這首詩時，當時其實是有一個“后臺”的。《樂游原》寫于會昌四年到五年之間，也就是公元844、845年之間。

　　那個時候李商隱才31歲，正當壯年。雖然在那之前，他已經遭遇了母親、岳父相繼去世的打擊，可是他在政治上的靠山李德裕此時還沒有倒臺。所以李商隱在政治上，并未完全絕望。

　　下面，讓我們來詳細了解一下李商隱的生平。李商隱出生于公元813年，他自小家貧，十歲喪父。十二歲開始就一邊讀書，一邊擔起養家的責任。

　　但是，他兩次參加科舉，兩次都名落孫山了。直到二十六歲的時候，才因為得到令狐楚父子的幫忙，中了進士。

　　當時朝中分為“李牛兩黨”，令狐父子是“牛黨”成員。李商隱得到“牛黨”成員的幫助，在政治上理所當然應該站在“牛黨”一頭。

　　不過，李商隱在令狐楚去世后，很快就娶了“李黨”成員王茂元的女兒為妻。李商隱的這一行為，被令狐绹等“牛黨”成員視為背叛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他后來的仕途。

　　不過，在李商隱寫下《樂游原》，“李黨”的首領李德裕在位，因此他并未受到排擠。公元839年，唐武宗繼位，拜李德裕為宰相。

　　直到會昌六年（公元846年），唐武宗病逝，李德裕才被罷免宰相之職，外放到津南節度使任上。而李商隱這首詩至遲是寫于845年，所以他是不可能預知李德裕要倒臺的。

　　李商隱之所以寫下這樣一首詩，只是剛為母親丁憂完了，岳父又去世，心情不太好。于是駕車到樂游原上去散心，看到漢家宮殿的遺跡，聯想到了歷史往事還發出了感慨。

　　當時的唐王朝，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，但是李德裕還在當宰相，所以李商隱以為自己是有機會參與政治的。夕陽那么好，就是因為它快要落山了，這就相當于是說：亂世才能出英雄。

　　如果不是唐王朝內部有這么多弊病，那么像李商隱這種普通人，哪有機會發揮長才。

　　不過“只是近黃昏的”中的“只是”，一千多年以來，在主流的聲音中一直認為是在表達一種惋惜之情。

　　因此有人說，李商隱當時雖然還很年輕，并未對政治前途感到絕望，但是他是一個敏感多情的人。

　　他既然可以在《錦瑟》里面說“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”，那就說明了他的性格就是這樣的敏感和悲觀。

　　依李商隱的性格，似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外在刺激，他就能莫名傷感起來。

　　所以除非李商隱自己親口承認，否則我們永遠無法證實，他當時寫“只是”的意思，到底是想歌頌夕陽，還是在為“夕陽”的消失發出悲鳴與嘆惋。